翻译家研究的重点是“探索他们成功的内在动因、心路历程、外部环境、社会需求和素质准备，了解他们的翻译观，研究翻译家的选题和翻译过程、翻译策略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赵军峰，2006）。国内外的翻译理论家很早就关注翻译家的心理研究，目前比较成熟的是认知心理学视角（认知、思维、理解、记忆），但基于文艺心理学（审美体验、移情）、人本主义心理学（马斯洛动机层次）、普通心理学（译者个性气质、洞察力、想象力、创造力）的研究刚刚起步。
国外对译者个性研究的开展要晚于中国。Reiss（2000）可以算是研究译者个性特征的先驱，她是现有文献中唯一尝试科学探讨译者个性类型与翻译实践关系的学者。她在德国教育家、心理学家斯普兰格（E. Spranger）基于社会生活方式把人的性格分为经济型、理论型、宗教型、权力型、审美型、社会型六种的基础上，提出审美型人格最适合文学和诗歌类文本翻译，这类性格的人以感受事物的美为人生最高价值，具有显著的艺术审美观，其艺术感悟力和审美原则也影响着译文的形式和风格。汪榕培先生符合Reiss对于审美型人格的描述，其所翻译的《临川四梦》《诗经》《陶渊明文集》等都是他审美个性的体现。
译者个性化特征研究的实质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化。汪榕培先生作为译者的个性化特征在其典籍翻译实践中的体现包括译前文本选择和译中翻译方法的运用以及传神达意理论的抽取和归纳。文本选择阶段以动机、热爱为主，具体翻译阶段主要以移情为重。汪先生庞大的译著体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道家著作、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戏剧。这跟汪先生的兴趣爱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具备强烈的翻译动机与热烈的情感一方面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具备深入感知翻译材料的兴趣和注意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译者能准确把握原作者、原文的情感倾向和强度，既不过，也不缺，能够准确、持久地把翻译实践进行下去。这要求译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情感因素中的移情能力。汪先生边译边思考，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理论，强调在进行翻译之前要对原作进行整体感知，包括原作所处的时代背景、作者的写作风格、思想等。
汪榕培先生符合Reiss对译者个性分类中的审美型译者，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他从事典籍英译的动机，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坚实的英语词汇学、英美文学功底造就了他高超的移情能力，其传神达意翻译理论是他个性化特征的高度凝练和升华。
（——本文内容摘自霍跃红教授在第十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世间惟有情难译——汪榕培先生典籍英译研究的情感维度》）